(一)先秦易学

  先秦的易学一般称之为古易。这个时期是易学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古易的内容可分为《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也可以看作易学形成的三个发展阶段。传说《连山易》为伏羲所作。伏羲画八卦为易经之始。《归藏易》为黄帝所作。《周易》是周文王囚于羑里,在伏羲八卦和《归藏易》的基础上,将伏羲八卦演释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作卦爻辞而成。关于易经的形成和发展,《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讲的是周易学产生的历史过程。“三圣”一般指伏羲、周文王和孔子。“三古”是指上古、中古和近古。伏羲为上古,周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也有人认为,“三古”是指我国历史上神话传说时代、夏商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周易是历史的创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伏羲、周文王、孔子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易经是我国古代先人占筮的典籍,在卦序的排列法上,《连山易》是艮卦为首;《归藏易》以坤卦为首,乾卦次之;《周易》则以乾卦为首,坤卦次之。《连山易》和《归藏易》早佚,唯《周易》独以传世。我们说的《易经》即指《周易》,所说的易学,即是汉代以后的《周易》研究的学问。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易学研究,夏商周三代已经有较详细的记载。殷商时期盛行用龟甲占卜,以烧裂的纹络,占断吉凶,称作“卜”,“兆”字就是裂纹的象形。甲骨文记载了大量的占卜内容。周代卜筮之风更为盛行。不仅有龟甲卜,而且也用蓍草占卜,因此称作“筮”。北方卜筮多用蓍草,南方多用竹枝、竹棍。殷代和周代还出现了数字卦,在殷墟发掘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刻有卜辞的卜骨卜甲,而且还出现数字卦。1950年在四盘磨村发掘一卜骨上有三组由数字组成的数字卦。分别为“十 十 十      十 十   ”,读为“七八七六七六,八六六五八六,七五七六六六。”1967年-1977年在小屯发现一块龟腹甲甲上有三处数字卦,即“ + 九   十一 十九十十 十  ”读为“六七八九六八,六七一六七九,七七六七六六”。从周代开始设有称作“太卜”的官,掌管占卜。春秋战国时期,连年战争,占卜多用于兴兵作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加强统治,焚书坑儒,因《周易》是占卜之书,才幸免于难,流传至今。《汉书•刘歆传》记载,秦代形成“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的局面。关于古代运用《周易》卜筮的事例繁多,在《左传》、《国语》、《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中都有记载。

  春秋战国时代,对《周易》研究甚为盛行,解释《周易》之书众多。这时的卦象与数的记述上,有了很大变动,卦象的书写从 等过渡到— —   。 代表阴,读六数;一代表阳,读一数。如西周离卦写为 ,《阜阳汉简》写为 ,《马王堆帛书易》写作 ,现在写作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数字卦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逐渐走向规范化的。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就是产生了《易传》,它是先秦易学集大成之作。《易传》即“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易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此说一直沿袭到宋代,欧阳修首先提出疑问,后提出多种说法。据张岱年先生考证,《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无疑。《易传》的成书使《周易》内容逻辑化、系统化,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第一次把宇宙万物分为既对立又统一的两大类,是最早的辩证法思想的形象表述,从而使《周易》从卜筮之书变成学术经典。《周易》用其最简捷的形式概括了极其博大以至无穷的内容,其独特的理论思维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时间、地点、条件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由于《易传》是经多人之手而成,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也反映在其中,丰富了易学内容。同时,《周易》思想又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融进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之中,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成为我国几千年来的普遍价值观。

  从学派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已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是承袭古代卜筮的道路发展,一是摆脱巫术束缚而向哲学方向发展。前者以《左传》、《国语》为代表,后者以《易传》为代表。

  (二)汉代易学

  汉代易学是易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统治者重视,易学研究出现了极盛时期。《易经》被定为五经之首,易学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周易》的学派众多,不仅有儒家的,也有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易学出现明晰的师承脉络。

  从师承关系来看,汉代易学开山祖一般认为是田何。他先传给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后又传给杨何。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均立学官,故史载“《易》施、孟、梁丘之学,”即指这一体系。后孟喜传给焦延寿,焦氏又影响了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此外,汉易还有费高(费直和高相)易学系统。费直传给王横,高相传给子康和毋将永。由于费高二家未立博士,故有费高二家为民间易学之说。孟、梁、京房易学属今文易学系统,费高易学属古文易学系统。除此二派易学外,还有一些大学者如淮南王刘安、严君平、扬雄、刘向和刘歆等人,也对《周易》颇有研究,是汉代易学的另一支生力军。

  汉代易学解经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惯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解释《周易》的原理,利用《周易》大讲阴阳灾变。二是民间费高易学,反对阴阳灾变说,着重阐述《周易》中的义理。三是道家黄老的易学,着重讲阴阳变易的哲学道理。三派之中孟京易学影响最大,史称象数之学。

  西汉末年,由于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谶纬开始流行,易学也出现了《易纬》之类的著作,这是代表汉初官方的孟京易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变种。其中代表著作有《乾凿度》、《稽览图》、《是类谋》等。这类著作将卦气说和象数说进一步理论化、神学化,提出了“易一名而含三义”说即“简易、变易、不易”三义,以及太极元气说,太一取阴阳之数以行九宫说,八卦之名源于古代文字说等,这些学说对后世易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汉末,扬雄的《太玄》是对易学研究的总结性巨著。他视“玄”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揉合儒、道、阴阳三家学说,运用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描绘了一个世界图式,认为事物均按九个阶段发展。《太玄》仿《周易》结构,另创八十一个符号,叫八十一首。每首与《周易》的一卦相似,分别由-、--、---三种基本符号按四重构成,自上而下,称为方、州、部、家。每首又分九赞,类似易卦之爻,共七百二十九赞。并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分配于一年四季之中,用来表示阴阳二气消长运行,万物兴衰成亡的过程。他将阴阳五行、四方四时、日月星辰、风雨物候、山川草木、人体结构、心理性情等自然的、人类的变化活动都纳入其中,重构天人贯通的自然社会哲学系统。这是对西汉以来易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周易》结构与内容上的全面解释。

  东汉易学又有了新变化。首先是作为官方学派的孟京易学势力衰微,而作为民间学派的费氏易学兴盛;其次,费氏易学与孟京易学出现了合流趋势,形成了以五行的生数和成数解释《周易》中的象和数的五行生成说。孟氏易学流脉是范升→杨政;费氏易学的流脉是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而郑玄融合了孟费二氏易学,形成了郑玄、荀爽和虞翻以象数解易的三大家。到曹魏时期的王肃,其解易已十分注重义理而略于象数,文字简明,成为晋代王弼易学的先河。与王肃同时的虞翻,发展了卦气说,引进了一些新体例,并以变卦说解释《周易》经传,将汉易象数之学推到新的境界。

  东汉末年,道家黄老学派逐渐演变为道教,黄老易学也逐渐与炼丹学说结合起来了。东汉末年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开始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月体纳甲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干支和日数,以月亮的盈亏来说明炼丹运火的程序,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

  (三)晋唐易学

  魏晋隋唐时期,易学开始了新的转向。大体说来,由两汉的重象数转向了晋唐的重义理,玄学派的易学成为晋唐易学的主流。

  魏晋时期,老庄学说十分流行,并逐渐以贵族的面貌与儒家截然分离。其时佛教的东渐,又加速了老庄学说的流行。因此,魏晋玄学易学实质是道家易学和费氏易学结合的产物。

  王弼是玄学易学的创始人。他的《周易注》,师承古文经学的解易学风,文字简明,义理通畅,使《易经》和《易传》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甚至以老庄的观点来解释《易经》的爻辞,将“自然无为”、“归根曰静”等思想解释《彖传》文字,以“忘象以求意”说解释易学中的取义学说,寻求《周易》经和传中的抽象原则。他主张阐明《周易》所包含的义理,摒弃汉儒灾异说和谶伟说,恢复先前《易》的本旨,从而开创了后世以义理解《易》的先河。

  韩康伯进一步将王弼所未注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亦加注解,依据筮法中的取义说,从义理的角度提出新的命题——“八卦备天下之理”。把八卦和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看作是天下之理的高度概括,通过《周易》可以把握天下之理和变易之道。这种将无形之理视为《周易》之根本的观点,实际上是借易学中的范畴、命题宣扬老庄。易学的玄学化,使《周易》、《老子》、《庄子》并列成为“三玄”。

  晋代玄学易学除此两大家外,还有阮籍、荀粲、梁武帝萧衍等人,可惜他们的著作已失传。在玄学易学以外,也有反玄学易学派。荀岂页、荀融、欧阳建、干宝等人分别对玄学易学进行了批评、责难,促使玄学易学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到南北朝时期,北方易学与南方玄学逐渐出现了新的融合趋势。

  隋唐时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文化也进入了融合时期。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便是两部融会魏晋南北朝各派易学观点的易学典范作品。《周易正义》一方面推崇玄学易学,一方面吸收各家观点,对之进行修正,提出了“易含万象”,“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的原则。并将玄学易学贵无贱有论发展为崇有论,以阴阳二气解释乾坤二元,以元气说解释太极,提出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并以“自然无为”来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提出“无阴无阳乃谓之道”的新命题。认为阴阳二气自然本有,其开通万物的品德是自然而不造作,故把道看作是“自然无为”的称号。《周易集解》没有提出什么新命题、新观点,但汇集了汉易以来各学派的注解,对义理派的观点也不加评析地收集其中,是一本很好的资料汇编。这两部易学巨著的出现,表明易学正走向融合的新动向。

  另外,唐代的佛、道二教中一些人物也援引《周易》卦象解说其教义。道教解易系统内便出现了《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见《道藏•洞玄部》)等著作。

  (四)宋明易学

  宋明易学的特点与宋明时期学术特点联系在一起,此时学术特点是注重从义理角度探讨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不注重文字的训诂、考据,是新儒家的兴起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易学也突出地表现为对《周易》经传中哲理进行探讨的特征,是古代易学哲学高度发展的时期。

  由于《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一直被汉以来的儒家奉为经典,而《易传》又是儒家思想体系最具哲学色彩的著作,所以,宋明易学的哲理化特点,又使宋明哲学形成了以易学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特征。宋明哲学中五大流派——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无不同易学有密切关系。据《宋史•艺文志》载,仅北宋解易著作就有6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和程颐等。至于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文学家、史学家,亦有解易之著作。

  北宋初期的易学大体有四大流派。一是以陈抟为鼻祖的图书学派。此派学脉是:陈抟传给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到刘、李之后,又有所分化。刘氏推崇河图洛书,李氏重视卦变说,最后,周敦颐重视讲象,提出太极图说,论述宇宙形成过程,为儒家成圣人的理论提供根据。二是邵雍的数学派,提出先天学。三是由胡瑗倡导的义理派,后传至程颐。程颐著《伊川易传》,创立了理学派的易学体系。四是张载的气学派,他吸收了唐代孔颖达的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和《正蒙》。

  南宋时期,邵、程、张三家易学都很流行而以程氏易学为主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程氏易学为主干,会通各家之长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与朱熹同时的杨万里著《诚斋易传》,一方面阐发程氏易学,另一方面又吸收张载易学思想、阐发太极元气说,企图将阴阳二气说同程氏的天理说揉合起来。此时,心学易学有所发展。陆九渊大弟子杨简,继承程颢和陆九渊的易学思想,以人心解易,提出“天人本一”,“三才一体”的新命题,论证卦爻象和天地万物的变化皆出于个人的意识。他认为易之道即人之心,主张人心即道,宇宙变化即人心变化过程。他著有《杨氏易传》和《己易》二书,是宋明时期心学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有重大影 响。另外,功利学派的易学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薛季宣、叶适等人提出了“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说”,“道不离器说”,否定孔子作《说卦》等说,对传统易学有所突破。而图书学派易学,经朱震和蔡元定等人的阐发,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元明两代,《周易》朝普及和纵深两个方向发展,先后出现了一批注疏《周易本义》的著作。元代胡一桂著《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二书,其子胡炳文著《周易本义通释》,胡一桂的学生董真卿著《周易会通》,这些著作都对朱熹易学进行了阐发。明成祖时,胡广奉敕编《周易大全》,便以胡一桂所著为蓝本。《周易大全》的颁布流行,表明程朱派易学占居了明代易学的统治地址。

  但是,由于元明两代易学以程朱易学为标准,义理派反而相对薄弱,没有出现新观点、新著作,倒是河洛之学和邵雍的先天易学有所发展。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承刘牧、邵雍易学学脉,推衍出许多图式。他以九宫图为核心解释《周易》原理,主先有数而后有象说。而俞琰、张理和萧汉中等人,亦以图式解易,但主先有象而后有数的观点。到明代,象学一派成了象数之学的主流,以来知德为代表的象数易学与程朱易学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明末清初,方以智父子将象数易学发展到高峰。

  明代义理易学派的发展要归功于易学家蔡清。他著有《周易蒙引》,将张载易说的“气论”引入程朱“义理说”之中,批评了朱熹离气言理说,主张理象合一,成为明代易学“气本论”的倡导者。明代心学流行,易学中“心学”也有发展,他们主要以内心道德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其代表人物是湛若水和王畿。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子,站在气学派立场,对宋明易学作了一次总结。他继承宋明气学和象学传统,修正程朱义理易学,批判心学易学,并对河洛先天之学和邵雍的象数之学也作了批判,先后著《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等著作,完成了易学哲学“气本论”的任务,宣告了宋明易学的终结。

  (五)清代易学

  清代是复兴汉易的时代。清人解易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中内容和倾向都很复杂。清代易学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惠栋和张惠言为代表,倡导汉易。一派以焦循为代表,力图会通百家。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笃守汉易,不敢发挥,并且注重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周易》的哲学价值。张惠言则专攻虞翻易学,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书,企图全面恢复虞氏易学。焦循则不然,他一方面依汉人解易的精神,注重象数文字训诂,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以建立新的易学体系。著有《易学三书》,即《易章句》、《易通释》和《易图略》,成为清代汉学易学的殿军。

  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年间的学者江永研易从朱熹之说,在《河洛精蕴》一书中对《河图》与八卦关系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从总体倾向来看,清代易学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对易学哲学的建树甚少,理论思维很薄弱,是古代易学哲学的衰落时期。

  (六)近现代易学

  20世纪初至70年代,《周易》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代表著作有沈竹初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其中以高亨注释的《周易》水平最高。他将经与传分开,认为经是卜筮之书,传是哲学著作。不讲象数,并且将“元亨利贞”解为大祭和利于占问,不以为是四种德行,发前人之所未发。

  第二,重视考证,并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事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双剑讠多 易经新证》,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余永梁的《易经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及《易系辞传观象制器的故事》,李镜池的《周易探源》,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屈万里的《周易卦爻辞中的习俗》。

  第三,注重对易学史上的著作加以评述而寓己见于其中。如民国初杭辛斋集古今易书达620余种,著有《易楔》、《学易笔谈》。周善培著《周易杂卦证解》,专以“杂”字解,自成一家之言。还有朱谦之的《周易哲学》,高亨的《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易大传的哲学思想》,金景芳的《易通》等书,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

  第四,用现代科学证《易》。本世纪30年代沈仲涛著有《易与科学》(英文本),主要论述《周易》与西方科学的暗合之处。沈氏之后,又有薛学潜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二书,丁超五的《科学的易》。这 些科学易的特点是以科学比附《周易》,还未能以《周易》的思维方式去推动科学,或在其思维启发下进行科学发明创造。

  80年代后,国内易学研究十分活跃,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民间易学都十分火热。从学术研究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有易学史研究,“易”之义理研究,“易”与文化史研究,还有《周易》与中国古典美学、文学之关系,《周易》与现代管理,易与医、易与养生学等研究。更为突出的是,周易研究同自然科学领域找到了《周易》超越时空的价值,出现了“科学易”。各种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研究院、学校相继建立。不同专业类型的刊物、报纸也先后面世,如《周易研究》、《周易报》等,而且逐渐形成《周易》研究中心,如河南安阳《周易》研究中心,倍受国内外易学界的重视。民间易学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周易》与算卦,《周易》与气功,《周易》与古代堪舆(风水),《周易》与预测等。

  海外周易研究

  亚洲国家接触易经最早。日本在唐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就曾颁布“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两部经书,其中就包括《周易》。日本历史上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学家和《易著》。

  西方最早读《周易》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明末(1582年)利马窦传教到中国,在华生活28年,翻译和撰写了许多著作,使孔子思想在16世纪就传入意大利。

  《易经》第一部西方语译本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elas TriBauit)于杭州译出,为拉丁文本,揭开了易学走向世界的序幕。金尼阁曾于1610年、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同时悉心研究《周易》,他译的拉丁文版《易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西文译本,因此被称为西方易学上的哥伦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1659年到中国,在上海、苏州、镇江、淮安等地传教23年,他同恩理格、殷铎泽等人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周易》翻译成《西文四书直讲》,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义,1687年在巴黎出版。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所译拉丁文《易经》,书名叫《中国最古的书》,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

  《易经》第一本英文版是英国传教士麦格基(R•C• mcciatchie)于1876年译出,由于该书杜撰成分过大,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评论为败笔之作。由英国传教士利雅各翻译,1882年于牛津出版的英文版《易经》,尽管冗长、呆板,但是当时在西欧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影响的译本。1963年美国纽约大学又将其再版。美国贝恩斯(Baynes)根据卫礼贤译本转译成英文的《易经》,1950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胜过所有据中文原著翻译的英译本,成为当今西方英语国家所通用的“标准译本”,一再被翻印。当代欧洲心理学权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英文《易经》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对《易经》给予极高的评价。

  最早的《易经》法文本出版于1750年,由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译。后又有法国霍道生的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人哈雷兹译于188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易经》,成为当今西方通用的法文本。

  《周易》传到西方后,立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大代数与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在1679年靠自己的聪慧发明了“二元算术”之后,因为不能应用而无实用意义,不敢公布于世。后来,他从在华的传教士白晋的来信中知道了中国的《易经》和易图。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得到了有系统、有条理、有逻辑的科学方法,发现伏羲六十四卦与他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说:“人们都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在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然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个符号的时候,我依大函便能给它以恰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吧” 。他还说:“将伏羲的文字再延展出去,发明一种新的文字。易六十四卦给与‘普遍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使思想与数发生关系。对于思想计算上非常有利。这个发明,对于人类精神作用的完成及道德与宗教真理的进步,更有兴趣,而眼界也拓展了。”他意想不到其得意之发明早在中国伏羲六十四卦中就有表达,钦佩之余写信给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并在法兰克福创立起一所中国学院(此学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被毁)。莱氏之举,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易经》的普遍重视。

  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凭借中国《易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他在自传中说,他的著名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定律,是受中国《易经》启发而完成的。并且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依据阴阳学说提出并协原理(亦称“互补原理” )时,总觉得语言叙述不能充分表达原意。1937年应周培源教授邀请来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讲学,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六和塔等,在孔庙看到了太极图。他看到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时大为惊讶,认为太极图是他的思想最恰当的表现,因此选中了太极图作他的族徵,象征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玻尔曾与泡利很有兴趣地专门研究过《易经》。我国唯一在玻尔指导下工作过的学者冼鼎昌回忆说:“听他(玻尔)讲东方哲学与物理认识论的关系,我惊叹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入了解,开始懂得他以中国阴阳太极图为其族徵中图案的道理了。”

  最早的德文版《易经》于 1924年在法国耶拿出版 ,由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n)译。卫礼贤精通汉语,1899年来华传教,在华居住达25年之久,曾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华期间,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向中国的易学家、京师大学堂校长劳乃宣和胡适请教。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周易》讲座。1913年开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译笔简洁流畅,忠实可信,成为利雅各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译本。卫礼贤之子卫德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43年向驻北京的德国人作学习《易经》的辅导报告,1944年将辅导材料整理成书,书名为《周易八论》,成为今天西方人学习《周易》的指南。1960年贝恩斯又将其译成英文。

  1987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合林顿宣布:太阳系存在第10颗行星,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这一宣布使人类有可能解开两个玄妙的宇宙之迷:一是19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二是26000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但是最早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旅法学者刘子华于1940年在巴黎用《易经》八卦原理推算出来的,并且计算出第10颗行星的密度为0.424(水=1),轨道运行速度为1.689公里╱秒,对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公里,以179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他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使世界震惊。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说:“他费了许多考证和智慧显示出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的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称:“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如此与最近四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物理学家卡普拉从许多方面比较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经》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思想的相似处。他认为:现代物理学与《易经》都把事物的变化看成自然界的本质,而由变化产生的结构及对称性只是第二位的。《易经》具有通过变化产生的动态模式的观念,可能与现代物理中的S矩阵理论最为接近,八卦图同强子八重对称性类似。他的论著问世后,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受到启发,提出“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博士说他之所以怀疑到德国舒氏的奇偶性不灭定律,与他在西南联大时读《易经》有关。美国地学家特奇根据八卦归类、推理的系统结构,撰写出专著《地球构造图》。他把地球划分为八块,以此来论述地震和各种矿床分布。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田新亚认为,八卦可以比拟于元素的八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性质有多处是可以对应的符号。易卦排列能和组成物质的元素内在组织上的周期性适应。此外,尚有特具的显示功能,是已有元素周期表所不能表达的。按《易经》原理推断,化学元素决非现在的107种,应该更多,现在已被科学所证实。

  《易经》蕴涵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广泛的科学知识,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就数学而言,它蕴含了全部近代数学,它不仅包括二进位、十进位数学,而且还包括勾股定律、黄金分割律、排列组合、求极大极小率、概率、大衍求一术、二项式定律、余数定理等。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原则、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联系。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渊源的炼金术,是凭借《易经》的阴阳学说才得以发展。生理学中双螺旋理论(即DNA缺氧核酸)的发现,是因DNA中的64种核酸数,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数和卦爻结构相符合。当代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生态学问题,其本质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联系。

  《易经》的博大内涵,对现代语言学也发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布法罗纽约洲立大学教授荷夫,运用《易经》八卦来分析英语中的单词。他将每个单词的形、声、义用八卦中的爻来表示,相同者为阳“ ”,相异者为阴“- -”,把所有的英语单词归于八种结合。声、义,对于各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管理易”,把《易经》思想运用于管理科学,推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成中英,吸取中国《易经》文化而提出管理新理论,即“C”理论,他说:“中国的易经有两个作用:一为察微知变,就是透过细微的东西,作为判断;一为变通入神,在变通当中,了解对方的心理。这些都是管理的软件”。有人认为日本管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应用。日本在60年代研究《孙子兵法》,70年代研究《三国演义》,80年代研究《易经》。许多科学家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正在由近代分析潮流为主的阶段转向以整体综合潮流为主的阶段,中国的《易经》中一些哲学范畴、思维模式,更加符合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图景,特别是《易经》的天、地、人的自然界一体理论,独特的象、数、理思维方法,是启迪科学家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难题的思想体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

  近几十年来,欧洲、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学者相继成立了易经研究组织,并在大学设立了易学专业,研究范围已由纯理论走向应用科学的领域,涉及数、理、兵、医、艺术等多种学科,出现了“人文易”、“科学易”、“管理易”、“艺术易”等学术门类。《易经》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台湾易经学会主办的《易学月刊》发至世界各地。近几年来,在武汉、北京、济南、安阳等地多次举办国际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安阳举办的《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每年一届,有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参加交流。有关研究《易经》方面的成果和著述层出不穷,仅日本在近时期就出版了200多种。其中主要有1943年出版的武内义雄著《易与中庸》,1958年出版的诸桥辙次著《易经讲话》(五卷本)。1958年后,先后出版了高田真治著《易经译注》、《易的思想》,宋井宇三郞著《宋代易学研究》、铃木由次郞著《汉易研究》、《易经译注》、《易与人生》、《伏羲八卦方圆图与莱布尼兹二进法算术》,户田丰三郎著《易经注释史纲》,赤冢忠著《易经释注》,本田济著《易译注》、《易学--它的形成与发展》等。

  朝鲜是最早接受《周易》的亚洲国家之一,李朝时期的易学家李滉(1501~1570)曾精心研究《周易》,他继承朱子易学思想,经过改造、修正、阐发,使《周易》更适合朝鲜国情,为《周易》研究奠定了基础。韩国(南朝鲜)把太极图作为国旗图案,已大大超越科学研究的范围,足见其国家对《易经》的重视程度。

  据统计,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闻名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有14项,其中有多项与《易经》的理论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些项目是: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理论,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分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如今,世界上许多学科的科学家都在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易经》进行研究和探索。

  安阳周易研究

  安阳是《周易》的发源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安阳易学研究历史悠久,代代相传,能人辈出,出现了一些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曾于汤阴的西河与魏文侯讨论易学,鬼谷子曾在这里演练兵法。西汉时期,易学研究出现了极盛时期。据《滑县志》载,“京氏”易学的开创者京房就出生这里。

  京房(前77~前37),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学易于焦延寿,以通变说易,好讲灾异。元帝初元四年,以教廉为郎,后立为博士。屡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因劾秦中书令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治郡有政绩。不久,石显诬陷京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朝政,归恶皇上,斩于街市。京房是西汉著名的易学家,他把《周易》看作是占算吉凶的典籍,从而创造了许多占算的体例,以讲占候之术而闻名。在占算体例的解释中,进一步发挥了孟喜的卦气说,并吸收了当时的阴阳五行说,对易学的发展影响较大。京房易学的主要成就是:(1)八宫卦说,包括世应说和飞伏说。即将八经卦的重卦称为八宫,按乾、震、坎、艮、坤、巽、离、兑顺序排列,把六十四卦分别纳入八宫。(2)纳甲说。用八宫卦配以十天干,各爻分别配以十二地支,甲为十天干之首,故称之为“纳甲”;配以十二地支,亦称之为“纳支”。(3)五行说。以五行学说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吉凶。此说包括五星配卦说,五行爻位说,五行生克说,八卦休王说等。以五行说解《周易》,始于京房。(4)卦气说。有与孟喜卦气说相同的地方,比如以坎卦主冬至,离卦主夏至,每卦六爻各配6个月份,表示气候的变化。也有与孟喜卦气说不同的地方,比如将坎离震巽四正卦纳入一年的日数之中。孟喜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之日数,而京房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之日数。跟孟喜之卦气说相比,他于四正卦以外,又增加了巽艮两卦,主管二十四节气。卦气说以讲灾异、灾变为其特征之一。(5)阴阳二气说。以阴阳二气的变易,解释卦爻象的变易,以此说明“易”就是阴阳二气的升降变易而永无休止。京氏易学,不仅讲占法,而且通过对占法的解释,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形成汉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有《京氏易传》三卷,其他皆已失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等书中也有辑录。

  三国后期,曹操都邺,邺下文人中多有研易人士。

  唐宋时期,研究《周易》者,既有本籍人士,也有客籍人士。本籍人士中以崔良佐和邵雍为代表。

  崔良佐,唐代滑州灵昌人。历任卫州汲县尉、虢州湖城主簿之职。后因母丧,遂不仕,隐居共北白鹿山。著有《尚书演范》、《周易忘象》等书,撰写《浑天》等数十篇文章。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谥康节。北宋著名易学家。河北范阳人,幼随父迁河南,始居衡漳(今林县邵康庄),后迁共城(今河南辉县)百源,故后人称之为百源先生。屡被推荐为官,均坚辞不受,终身以研究《周易》为业。后居洛阳,与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从游甚密。共城令李之才曾授以“物理性命之学”,即《周易》象数之学。经过他刻苦探索,多有独到之处,在易学象数派中自为一家,以先天象数之学闻名于世,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其学术思想与王弼以来的义理思想相悖,他把陈抟等道教的思想与易理相结合,为理学的命题作论证,使易学成为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易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又认为太极是不动的,太极显发而有变化的功能,于是生出数、象和器。提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按照“先天象数”的图式展开的,把先天象数归之于心。当时,邵雍的数学派同张载的气学派、程颐的理学派成三足鼎立之势。象数易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由此推衍出一套图式,进一步发展了李之才的卦变说,认为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图式乃伏羲所画,称作先天图,其学为先天学。而汉易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图式,乃文王之易,是伏羲易的推演,称为后天学。邵雍对此两种图式均有解说,但推崇并着重研究先天之学。他提出先天学有卦无文,却尽备天地万物之理。八卦和六十四卦次序图,是说明八卦的起源和六十四卦形成次序的。以加一部法或称一分为二法,解释六十四卦卦数和卦象的形成,把奇偶二数的演变置于第一位,有此数学法则,方有六十四卦。这种解释乃汉唐易学所未见,排斥了无生有说及汉唐易中取象说,创立了以数学观点解易的新学派。并称天地万物都是按八卦生成的次序演变出来的。其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是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所处的方位。其中方圆合一图是宇宙的时间和空间的间架或模式,用来表示天地万物均处于此模式中。其皇极经世图,将卦气说加以推衍,制成宇宙历史年表,用来推算人类和宇宙历史的进程,为其一大创造。邵雍将卦气说中阴阳消长法则加以推广,用来解释人类和宇宙变化的规律,并依据阴阳消长规律得出“天地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将历史分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提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退化论。其学说经后世人发展为算命学,社会上卜卦算命先生,均以邵雍为祖师,标榜其为康节神数,在民间颇有影响。著作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等。

  元明清时期,安阳易学研究有了较大发展。这时期研习《周易》人数增多。其中有崔铣、许三礼、韩鸣岐、刘廷士、暴骥远等。

  崔铣(1478年~1541年),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少石、洹野,世称后渠先生。河南安阳人,弘治进士,明代著名学者。在易学研究方面以程氏易学为宗,兼采王弼、吴澄之说,与朱熹《周易本义》颇有不同,他舍象数而阐义理,认为陈抟所传图象皆衍术数,与《易》无关,诸卦变之说亦支离无取。他的理论笃实近理,反对阳明心理和禅学。著有《读易余言》,晚年著《周易大象说》,多精微自得之旨,为时人所推崇。

  许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清初安阳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任浙江海宁县知县。第二年利用旧庙办起了“正学书院”,后又创办“海昌讲院”,亲自授课,并邀请了一些知名学者讲课。康熙十五年(1676年),邀请著名学者黄宗羲赴海宁讲学。黄氏主持海宁讲学达5年之久。许三礼与黄宗羲交往甚密,崇尚程朱理学,对易经的理论研究较深,1681年著《易贯》。

  韩鸣岐,滑县城东北魏庄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人,历任济阳、荥阳教谕。著有《卦爻便省管窥录》、《地理一隅》、《等韵指掌》等书。曾任知县,后借故辞职,以教育学生为业。

  刘廷士,字元直,安阳城西25公里冈西村人。家赤贫,天性奇特,苦读不倦。精易学,著有《中天易经》、《大六壬银河卓》等书。他根据《易传》的思想,以三十八图来表示天地自然之易。其中河洛之易4图,伏羲之易6图,神农之意5图,黄帝之易5图,周文王之易10图,孔子之易8图,他补绘中天5图(连山)、后天5图(归藏),表示失传的神农、黄帝《易》。筑藏书楼三楹。清道光辛卯,举孝廉,任卢氏教谕,为人清正,乡人称道。

  暴骥远,字良甫,世居滑县城南暴庄。其祖菼(tǎn),字西庵,精易学。父大儒,字超亭,清朝道光三十年进士。他从小跟着祖父读书,16岁应试,取为庠生。他博览群书,贯通六经,尤精于《易经》。他认为后世注《易》多言玄妙卜筮,失去《易经》的本来意义,乃博采历代易学诸家之长,著《周易辑注发明》二册。

  客籍人士中,以河北人杜瑛和崔述较有名。

  杜瑛,元初信安(今河北霸县)人,后迁于偃师缑氏山中治易。杜门著书。主要著作有《皇极引用》、《皇极疑事》等。崔述,直隶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乾隆二十七年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和上杭等县知县。罢官后,寓居安阳,专心研易,著有《易卦图说》等。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连年灾荒,研究易学者寥寥无几。安阳人王金声,以邵雍的《皇极经世》思想为主,著《先天三皇大数演易》。李宗模著有《读易钥》和《图象浅说》等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对《周易》认识不清,常把《周易》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周易》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安阳周易研究的开展。1989年5月在安阳召开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5篇。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一书。同时出版了顾明著的《周易象数图说》。1990年10月,召开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内外专家、学者128人出席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78篇。会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0年8月,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周易》研究在安阳逐渐开展起来。安阳周易研究一开始就抓住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拓展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安阳已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